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欲阻止侵华战争扩大而被日本朝野攻击的石原莞尔忧愤成疾，在其被剥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职务后，终日沉溺于酒色。当他身体和意志均处于最虚弱状态的时候，一位来自后世的华人子弟对身体进行了夺舍。
这位华人子弟姓冯名锦浩，是雅加达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排.华惨案发生时，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冯锦浩和同样是华裔的女朋友在街头被暴徒堵住。亲眼目睹女朋友被六个暴徒轮.奸，最后还被大刀割下了脑袋。冯锦浩拼命反抗，最后胸口被连捅十多刀，不甘心地死去。
作为近代不被中国政府承认的海外族群，印尼华人有着极为悲惨的历史，二战之前荷兰殖民者有意引导的无数次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就不说了，仅就抗战结束后的遭遇来看，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印尼华人遭到了严重迫害。
1959年印尼总统苏加诺下达命令，强迫印尼华人关闭在农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居住，随后又下达命令，所有华人都必须改为印尼姓，中文报纸只保留一个，所有华人的宗教活动被限制在屋内，中文学校逐渐被淘汰，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1965年至1975年期间，军队和警察猖狂虐待印尼华人，比如公开抢劫和强奸。在这期间，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说中文的人，在这一艰苦时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贿。
在印尼独立期间参加游击队抗击荷兰殖民者的那些华人，对于印尼政府的排华政府严重不满，他们随后也遭到印尼政府的清洗，不是被野蛮地处死，就是被流放或者关押，准备串联反抗的人被秘密杀害。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近五万名华人被指为分裂分子而被处决。
印尼华人除了经济和产业外的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这使得他们专注于这些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功，不过这却给了印尼政府和军方带来从中国商人那里索取贿赂的机会，贿赂和**成为常态。
大多数印尼华人都不是穆斯林，这加重了当地穆斯林对他们的敌意。从爪哇最早的穆斯林传教士是华裔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十分可笑。有历史理论认为第一个将穆斯林信仰带到印度尼西亚的人是中国商人，特别是随郑和来到三宝垄的商人。
随着排华情绪在印尼越来越严重。针对华人的屠杀时有发生。印尼华人的身份证上标记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而不是像其他印尼人的身份证上只写“印度尼西亚人”，这作为印尼华人的一种婉转的标记，让官员更容易向他们索要贿赂，类似希特勒要犹太人佩戴犹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了很多代的华人也必须持声明他们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
这些高度歧视的法律被印尼华人认为是政府在努力的进行文化灭绝。许多印尼华人无法忍受逃走了，他们回到中国大陆，结果在六十年代进行的政治运动中被逮捕，即便是到台湾和香港等地，也发现自己不受欢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尼华人虽然一直极力维护他们“纯正的中国血统”。但在他们并不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认为是“纯正”的中国人。早期迁离印尼的人的不幸消息，很快在印尼华人中传播，他们悲哀地发现他们自己既不是印尼人也不是中国人。
冯锦浩心中自小到大积蓄下来的一股怨气，竟然使得他的灵魂没有消散，不知何故回到六十一年前，俯身到了正不得志的石原莞尔身上。
冯锦浩刚开始非常震惊，但很快心里就窃喜，以石原莞尔在日本军界的身份地位，这或许是改变东南亚华人命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很快。冯锦浩便以生病为由住进了医院，悄悄观察这个时代。从广播、报纸和新闻中加深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又从频繁到医院拜访的亲朋故旧、在日本陆士和陆大的同窗口里，了解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糟糕的表现，还有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安家军，知道历史已经出现了严重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冯锦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天皇裕仁作出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判断，制定了巩固华北和东北战场，并南下兰印群岛、待苏联内乱后北上远东地区的大战略。
针对军人对战争的狂热。冯锦浩主动申请到华北前线工作，逐步扭转在日军中的反战形象，由于随后日军在冀东和淞沪、浙东战场接连失败，多名资深将领遭到贬斥的厄运，没用多长时间，便被认为人才难得、急需一名对战局充满前瞻性眼光的大将之才来打破当窘迫状况的裕仁，强行任命担任担任参谋本部总长的职务。
石原莞尔（冯锦浩）上台后。立即在陆军中培植羽翼，又刻意与海军交好，把一些新思维与永野修身、山本五十六等海军将领交流，并制定全新的造舰计划。获得海军上下的一致支持。
在日军占领兰印群岛后，石原莞尔已经与安毅取得联系，把香江集团和洪兴社拉进了日本的贸易圈，这两个华资集团不仅提供日本急需的药品，而且还供应一些只有高层人物才能享受到的诸如时装、皮具、汽车、摩托车、珠宝、腕表、钢笔、香水、化妆品、丝袜、录音机等奢侈品，利用利益关系，迫使日本政府和军队无法对归于两大集团下的产业动手。
与作为对印尼土著人的报复，石原莞尔把兰印土著当做可以恣意掠夺和支配使用的猪狗，并陆续制定清除次大陆、东南亚土著的计划和行动，当然一切幌子都是以建设和发展日本经济、提高日本军事实力做出的，所以许多看起来对日本极为不利的决议竟然在大本营获得通过。
其后几年间，次大陆、缅甸、马来亚、马达加斯加、锡兰等地的土著皆受荼毒，而石原莞尔则在事业巅峰时突然远走南美，一方面他知道如果自己如果不走，以日本越来越恶劣的国际战略态势，吃败仗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日本战败投降，战后肯定会被作为甲级战犯推上绞刑架，另一方面，南美地区丛林和高山密布，气候和地理特征与记忆中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面临到的处境类似，石原莞尔准备用二战剩下的时间，利用日本军民对自己的崇拜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度，效仿经过实战证明的游击战术，在南美打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基业。
因此，抵达南美后，石原莞尔立即着手，派人悄悄散布流言，说之所以日本会在扩张到顶峰时遭遇一系列惨败，便在于天皇的瞎指挥，随后又用天皇家族血统不纯的谣言，来逐步清除民众对天皇的崇拜。
石原莞尔在军队和移民中组建小团体，秘密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逐步树立个人崇拜，为天皇宣布投降后拿下南美日军的军政大权做好最后准备。
书归正传，经过日本政府一再的削弱，到四四年底，雅加达的人口不到一百五百万，其中华人所在的“唐城”便占去大半人口，日军在连续攻击“唐城”不利后，一发狠，驱使从城区和近郊搜捕到的印尼人进行攻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送掉三四十万人土著的性命，偌大的城市因为战乱已经变得寂静和残破不堪。
没有任何悬念，在安家军陆海空军的立体式攻势面前，日军防线纷纷崩溃，哪怕是巷战安家军也占据绝对优势，仅仅过了一天一夜，雅加达成功易手，日军第七十四师团长山崎贞卫中将、参谋长井上仲盛少将在总督官邸顽抗时被击毙。
在德黑兰会议正式举行前，日军在爪哇岛的抵抗基本被终结，通过铁路快速输送到位的安家军官兵，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遭到电磁干扰与司令部失去联系的日军，在此前连续的惨败下早已成为惊弓之鸟，安家军没费多少气力便解放了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大城市，战事进度之快，再次大大地出乎了总参的预料，对吕宋群岛的登陆作战很快便提上东南亚战区司令官顾长风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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